潘志涛：舞蹈爱我63年

只要见过潘志涛老师的人，都会记得他的两个招牌标志，一是永远声若洪钟，二是永远笑容可掬。只要见过潘老师朋友圈的人，则只有一个印象——他是空中飞人，一年365天，不是在旅途中，就是在电视上，他大多数时间都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和城市，上课、演讲、座谈、评审，偶尔到美国看看外孙女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。而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们，则称他是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：他上课，手舞足蹈、身临其境；他讲故事，绘声绘色，颇有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持续导航能力。

从1985年第一届中国舞邀请赛、即桃李杯舞蹈比赛开始，潘老师就活跃在中央电视台文艺类节目，担任舞蹈评论、评审，至今三十多年，从未离开过观众的视线，他在中国舞蹈界有难以类比的地位，是无数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舞蹈教育家潘教授，是小辈口中亲切和蔼的潘爷爷。但是少有人知道，他是如何淌着水过河，如何第一个去吃螃蟹的，他德高望重的江湖地位背后，是步履维艰的探索，是积跬步而至千里的耐力，是许多无意和刻意的努力。对于他以前的诸多成绩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被压力逼的。

北京舞蹈学院第一任中国舞系系主任、桃李杯中国舞蹈比赛的召集人、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第一任系主任……第一次充满挑战，第一次也充满着机遇，半个世纪如一日，可以整天泡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、时常行走在民间采风、在电视上点评舞蹈的潘爷爷，是如何五十年如一日地乐此不疲的，他的起点又从哪儿开始呢？

电线杆上的广告

潘志涛的母亲与她的6个儿女，二排左一为潘志涛

潘志涛教授1944年出生于上海，1956年小学毕业，到了该上中学的年纪。那时新中国解放才六年，国家政策是鼓励多生孩子，但是教育环境不同于今日，人多学校少，上中学都是一件大事。潘妈妈吓唬过他，给他了一根棍、一个碗，意思是如果考不上中学就要饭去。那年月，上不了中学的孩子都得去街道干活。他因此努力备考之外，一有空闲就到处找出路，报纸、电台、包括街上张贴的广告，一个都不拉下。他曾经去考过中国戏曲学校的戏曲音乐科，艺术课都过了，可惜粗心大意，落了一堂文化课没考，复试时候才知道错过了。“幸亏没考上，那个专业实际就是拉京胡、敲板鼓，像我那种好动的孩子并不会喜欢的。”一个甲子之后，潘老师回忆起当初的经历，仿若昨日。

谁能想到，是一根电线杆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一生。

那天他在街上晃着，已经考完了小升初的考试，填的志愿是番禺中学，未来如何还不甚清楚。这个十二岁的少年，走在上海的街上，心里充满着未知的忐忑。他瞥到一个电线杆贴着一张广告，跑上前去一看，是北京舞蹈学校的招生广告。只知道学校在北京，也不知道舞蹈是什么。他果断报名，于是便成就了“一套扩胸运动考上北舞”的传奇故事。“让我表演什么我就干什么，那时候考试就是看看身体条件，软度啊什么的。我就做了一套广播体操。”

上海地区报名者有一千多名，最后学校招了不到50个孩子，每个班是12个男生加12个女生，分为甲班和乙班。上海人居多，这群孩子在一起，叽叽喳喳几乎都是上海话。“到现在同学们七老八十了，在一起还都是洋泾浜的方言。”那时潘老师的身高是1.375米，当时班里还有更矮的。

这群孩子成为北京舞蹈学院的首批学员，开始了七年的同窗生涯，那时候北舞并不是大学，而是中专，全名北京舞蹈学校，但比普通中专要多出四年。他们的专业叫“中国民族舞剧”，只不过中国民族舞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，并无定论，因为在此之前，舞蹈从未作为学术立足教育界，那时的中国也没有舞剧，唯一的来源是西方芭蕾舞。

后来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民族舞、古典舞的学习方法脱胎于西方芭蕾，比如把杆、搓地，内容上则填充了中国独有的文化，比如京剧的身韵、中国古典舞的手势身韵。

小儿麻痹后遗症，劫难还是机会？

十二岁的潘志涛从上海到了位于北京陶然亭的北京舞蹈学校（北舞前身），开始了中专学习，直到四年级时，练朝天蹬这门京剧功夫的时候才发现他左右腿的力量不同。右腿正常，左腿在蹲下去后却起不来。老师为他专门做了一个左腿强化训练的计划，右腿做8个动作的，左腿必须做16个，然而好景不长，这种高强度训练了两个多月后，左腿彻底瘫痪了，去医院，才知道左腿有毛病。医生让十六岁的潘志涛回忆病史，他才想起来小时候发过高烧，曾经有段时间无法走路，是妈妈让他借助骑儿童三轮车才慢慢学会走路。这个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，伴随着潘老师一辈子，至今仍然是阻碍正常生活的一个主要毛病，只要腰痛、臀肌、大腿肌肉有什么问题，都在左腿。

怎么办？进校后学校就把潘志涛当作主要演员在培养，无论是儿童节目还是成人节目，他都跳主角的，左腿不行，他还能跳主角吗？右腿起跳一定是左腿落地，他只能右腿起跳右腿落地，这还叫跳舞吗？

潘老师向命运之神证明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。他发现他左腿做支撑、用右腿旋转的优势——残疾的左腿半脚掌立得很高，有利于向心力的凝聚，右腿作为动力腿，则帮助向心力更加凝聚，因此他能充分展示和利用旋转的优势，一口气转上十圈，这对当时的学生来说是极少能达到——他再次稳坐主要演员的位置。

中专毕业后，因为他优异的成绩，成为四位留校任教的老师之一。“我在北舞待了63年，教学50多年，除了文革十年、1995年到2000年被借调到广东舞蹈学校做校长外，几乎没离开过北舞。”

残疾的左腿还给了潘老师另一份礼物。因为身体条件缺陷，毯子功这门课予以免修。不上课的时候，潘老师孜孜不倦地阅读，他太喜欢看书了，看得多而杂，民间故事、小说、自然科学、童话等等，有书就看，以至于，至今还有老同学这么评价他：就因为你有时间在图书上下功夫，所以日后才能做成这么多事情。潘老师说：“阅读对我日后的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。”

他常常手不释卷，养成了睡前看书，或失眠就看书的习惯，一本全新的《一千零一夜》是枕边书，看困了就塞在枕头下，揉得皱皱巴巴，2018年暑假，北京舞蹈学院图书馆还办了展览，展出了这本长得像“1001岁的老头”模样的旧书。

这段时间，他还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恩师，王元麟老师。王元麟和宗白华是舞蹈界公认的两位舞蹈美学大家，王元麟老师有一本代表作《美是什么》，当初就是潘志涛老师为王老师誊写的第一稿，“我现在的字写得还可以，就是当初帮王老师誊写草稿练出来的，誊写完之后还是我送到书店去的。”潘志涛老师对已因骨癌仙逝的王老师也念念不忘，“他独特的思路和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

是王老师灌输给潘志涛老师什么是黑格尔的“怀疑一切”，也是王老师践行着独立的思想，告诉学生“不要相信所有事，要问为什么”，在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，王老师就在私下探讨中指出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总路线的很多问题，潘志涛老师说，当时我和蒋华轩也将马克思主义的“一分为二看问题”引申在生活上和政治上，我们认为毛泽东和蒋介石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，这些观点在当时可都是反动言论。

“王老师是搞现代舞的，我自己后来当教员的时候，我对现代主义、现代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看法。但王老师启蒙了现代艺术、现代流派等知识，达达派、野兽派、初始的印象主义等，都是王老师灌输的，因为正常的课程里没有。”

潘志涛饰演的“东郭先生”

煤油炉面条

潘老师二十多岁的黄金年华，正好赶上了文革，他被下放到石家庄27军高炮台，种地三年半。在那之前，他自己组织了六七个志同道合的同学，成立“七人小分队”，都是红卫兵打扮，用说唱歌舞的形式，宣传毛泽东思想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虽然那时他们都已中专毕业，但仍然是年轻小伙，精力旺盛，也仍然学生气十足，他们一晚上演一个半小时，一架手风琴伴奏，自唱自演，很受群众欢迎，“到哪里都是粉丝一大片。”如此演了一两年，没想到遭到批判，列为右派，后来去石家庄种地。

文革结束后，潘老师是最后一批回到北京的北舞老师，但当时的学校已经和其他艺术院校统统变成中央五七大学，由江青任校长，右派无权进食堂。

进不了食堂的潘老师发挥了上海人随机应变的能耐，过上了另一种简朴的生活——每天用煤油炉做挂面，配料西红柿肉沫，五分钱的西红柿和一毛钱的肉沫可以吃好几天，半年之后才回到中央五七大学，恢复正常。

1978年文化部正式批准学校为北京舞蹈学院，并直属文化部。老师还是同一拨老师，潘老师是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批讲师，学生的岁数和数量增加了不少，后来的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明文军、中央芭团的团长冯英、上一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高度都是当时这一批学生。

与第一届教育系民间舞学生合影

“1984年，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好几年，但当时乱的成分、乱的思想还没完全过去，百废待兴，需要有新的人才出来，领导大家走向更高的发展。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，我竞选成功，成为中国舞系的系主任，从普通教员（讲师）飞跃成为处级干部。这在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。”

逼出来的桃李杯

成为中国舞系的系主任后，潘老师的压力很大，“那年我40岁，去掉文革动乱的十年，也就是30岁，我的工作经验还停留在三十岁，但是必须要做出成绩，第一是不辜负大学生对我的信任，第二不服的人很多，没有业绩就难以立足。”

日思夜想，逼出桃李杯。但桃李杯最初并不叫桃李杯，叫“中国舞邀请赛”，这个比赛基于三个核心理念，第一是扶植推广中国舞，所以用中国舞邀请赛来命名，第二是要通过比赛来团结跳中国舞的人，基于此，国内所有舞蹈类的艺术院校都受到了邀请，各大院校的院长、系主任和教授聚在一起，共同建立章程，第三，不仅要激励学生的积极性，也要调动老师的积极性，因此在奖项上，设置园丁奖，学生得奖的作品，老师也同时获奖。

大家在集思广益的时候，曾经想过用“红绸”来命名，因为每次中国舞蹈团体出国演出一定会演红绸舞，极具代表性，后来有个老师，认为这个比赛的初衷很符合“桃李满天下”的意义，大家一致同意叫桃李杯。

潘志涛老师是桃李杯的总召集人，主要的出主意拿主意的人。除了力推要鼓励学生和老师同时得奖的创举，他还想到两个问题，即如何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比赛？如何让比赛更加公平公正？

结果是他找上了中央电视台，桃李杯中国舞决赛1985年在央视直播，潘老师也因此成为决赛的电视点评人，坐在第二演播室里，开始了另一种人生视窗，直到现在。

至于比赛方式，组委会最后拟定的要求非常严格，除了参赛节目，还要为桃李杯创作一个节目，检查基本功，古典舞要看跳转翻组合，控制能力，民间舞另有两个组合。这种考核的方式保证了每一个得奖的演员都是有过硬的基本功，不仅仅是靠一个节目跳得好而侥幸得奖。

当时比赛计分的方式是向体操界学习的：公开亮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将剩下分数综合平均。桃李杯每隔三年一届，历时30年，每一届都在改善，逐渐加入群舞、精品课、即兴表演等。可以这么说，除了杨丽萍，中国凡是有名有姓的舞蹈演员都经历过桃李杯的洗礼。各大学校的校长、主任、教授参与历年的比赛担任组委会和评委会，无形中在这三十年里成就了现在中国古典舞、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的框架。

“但桃李杯还是有缺陷，”潘老师说，“我们过度倾向于技术技巧，而疏于强调艺术性。作为一个舞蹈演员，光是翻跟斗、劈叉这些远远不够，艺术上的长进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比赛在国内继续进行，艺术性将是下一个提升的点。”

总体来说，桃李杯是一个强调“重在参与、淡化比赛”的赛事，参赛选手必须要认清楚，比赛只是一场游戏，通过这场游戏得到的成长，才是学生、老师和家长不可替代的人生历程。

民族民间舞，一定要到人民中去

1984年潘志涛老师担任中国舞系主任，1987年吕艺生院长筹备扩招，新建民族民间舞系的时候，问潘志涛老师想接受挑战担任民族民间舞系主任，还是去做青年舞团的团长，潘老师问吕院长：“你的意见呢？”

吕院长说：“一个人啊，要么不做事，要做就做别人没做过的事。你去开创事业，去做民间舞系。”

吕艺生院长和潘志涛老师跨世纪的合影

因此，从一间15平米的学生宿舍开始，潘志涛老师成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第一任系主任。无人有经验，也没有教科书可以求助，潘老师继续摸索，他设立了教学目标，要让每一个毕业的学生会演、会编、会教、会说，而这一切都要基于充分的实践，因此民间采风成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方式，走到群众中去，向人民学习。“所谓创造力，都是逼出来的，并不是预先想好要怎么办，都是事到临头想到的解决方案。”

潘老师在系里的另一个创举，是让每个老师都有一台电脑，中午大家都不午休，上电脑学习班。这在当时连一个办公室都不一定有一台电脑的时代，实在是跑在了时代的前端。“当时掌握了电脑的老师，现在都是处级以上干部。”潘老师为自己当年的敢为人先提出了有力的见证。

“王元麟老师给了我关于现代艺术的启蒙，终身受益，但我的专业是中国民族民间舞，是传统艺术，和现代艺术是两条路。在我们这行当里，如果只注意自己的见解，肯定背道而驰。

”现代艺术很个人，很自我，但它和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是相悖的，中国的文化是社会性的，是群众性的。如果要在传统中突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，会格格不入的。

“但这不意味着失去了创造性，传统也能生发出创新，我们依然可以创立新的传统。

“1949年以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，主张要让立场和感情到人民中去。我有现在的激情和热爱，是我通过民族民间舞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时才有了东西，我要是不关注他们，离开他们，觉得自己最重要时，我一定没有做好我的工作。我曾经生活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，大城市的生活容易阻碍对人民群众的了解，但我们必须要向他们学，要他们去交流、互相促进。

潘志涛在青海采风

“我每年都去民间采风，今年去的是延边和云南。当然现在的采风和以前很不同，以前是和民间艺人一起跳一起坐，现在是去观看去助威，但即便如此，都是视觉、听觉、生命底蕴的丰富。

上图：潘志涛跳朝鲜族长鼓舞下图：潘志涛随行中国民族民间舞等级考试中心组织的“云上梯田，秘境红河”云南采风

“2008年奥运会，开幕式仪式前表演有一小时十五分钟，从5点45分到7点之间的这段时间，是我担任了暖场演出的总导演，’欢天喜地迎奥运’ 暖场之所以这么成功，我能在一年内就顺利组织27个省市的团体在一起，让每个团体演出3分钟，最后完美演出，都得益于这几十年来真心结交的同行。这有教学相长结下的情谊，有桃李杯，有采风，各种行业交流，因为我懂业务，和他们又有感情，所以建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。”

和潘志涛老师的谈话，发生在他刚忙完2017-2018年度国际桃李杯比赛之后，当时国际桃李杯比赛刚结束，他就立刻投身到考级中心的师资班考核中，偶有感冒症状，他略有疲惫，但仍然声若洪钟，尤其讲起舞蹈，立刻就神采飞扬起来。我问他累不累？他说：“兴趣最重要，喜欢做的事就不累。”